□沈培德

一九四零年，丰县城内存在着互相敌对的三个情报机关。中共丰县城关特支领导的情报机关，座落在丰城西街梁子兰老先生的酒铺里；以潘步岩为首的国民党丰县当局情报站座落在北关朱元村王光魁家；这是我党和国民党分别打入丰城的地下组织。另一个情报机关是以孟祥云为首的日伪政权情报科，它是公开的情报组织。这三个情报组织又互相打入对方，彼此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你死我活。现在我把当时丰城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回忆如下：

（一）

一九四零年，我党建立了两条情报干线，一条由丰城——赵楼——史小桥——丰北抗日根据地，情报人员全由党员担任，并备有一条附线（丰城——李楼——丰北抗日根据地）。

另一条由丰城——吴庄——小刘集，这条干线除一名非党员外，其余由共产党员担任，同时也备有一条附线（情况不了解）。除了以上两条干线和两条附线外，还有一条由丰城——和集——丰北抗日根据地的备用线。这些情报线把我们在丰城所得到的敌伪情报迅速而准确地传递到我丰北抗日根据地。

（二）

一九四零年夏，金、单、丰地区形势比较紧张，丰城日伪军的活动主要在丰县西部，因此丰城到小刘集的情报干线的任务，比较繁重。从这年夏季到秋季，丰城的日伪军曾三次扫荡我五区的张蒋河、周庄、刘集等村，均因我们的情报送递及时，日伪军不仅扑了空，还遭到我部队的伏击。

同年，鲁西南国民党反动头子朱世勤集中兵力，将我活动在单县东部的机关、部队向东排挤，而丰城的日伪军也出动兵力向西出击，企图夹击我们。有一次，丰城日伪军一千多人，以坦克开路，向我丰单地区扫荡。我丰城情报站事先得到情报，由一区区委书记孙廷选同志亲自出马，将这份重要情报迅速转往小刘集，我机关、部队得以安全转移。待敌伪收兵回城时，在王岗村又遭到我军的伏击，敌伪死伤二十余人，狼狈窜回丰城。日军头目当即把伪军骑兵连胡连长揍了两个耳光，大骂道：“为什么在地图上找不到王岗村”？

（三）

一九四一年春，我主力部队活动在丰北十字河一线，主要任务是打击河东魏楼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当我主力部队东进时，丰县的日伪军立即从丰城、常店等据点出动兵力，从我背后偷袭。有一次，从徐州增兵到丰县的两连日军，配合驻丰县的日军百余人，由大量的伪军开道，向十字河出发，企图从背后偷袭我主力部队，我们得到情报后，就赶在日伪行动二十四小时之前，将情报由城关、赵楼、史小桥，送到大裴庄（丰北抗日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得到情报后，在军事上作了周密布署，巩大庄一战，打死日军一百一十多人，打伤二百多人。从此，我主力部队解除了东进讨顽的后顾之忧。

（四）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丰西情报线的任务较轻，而丰北情报线的任务却加重了。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强化治安”的措施，城门岗哨增多，城内便衣警察到处活动。我们每送出一份情报，最少要经过两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城关日伪军封锁线；第二道是出城后的国民党封锁线。因此，情报一律改用化学药水书写。凡是重要而又紧急的情报，都采用两条路线同时送的办法，即使一条线路上出现了问题，另一条线路的同志仍可以完成任务。有时也采用双人直达的办法。书写同样的情报两份，由两人各带一份先后出发，直达丰北抗日根据地，这样，中途若有一人牺牲，另一人亦可完成任务。

我记得一九四一年旧历七月初一，我们从敌人内部获悉：敌人准备偷袭我县政府驻地郜庙。于是我和何泉增同志吃过早饭各带一份同样的情报，先后由丰城向北出发，当我走到复新河桥头时，突然从桥下冲出一个日本鬼子，大喝一声：“站住，巴格牙鲁”！又过来两个日本兵把我押进已经干涸的桥洞内，因为这天是日食，看不清桥洞里的情况，我仔细听着呼吸声，估计扣押着六、七十人。那时我心里想，何泉增同志比我早走了两个多小时，他是否通过了这条突然设置的封锁线？三个小时过去了，太阳慢慢地被“天狗”吐了出来，我突然看见了老何，老何也看见了我，两人以目示意。

后来敌人的检查开始了，在检查过程中有的人被释放了，有的被绑送城内，也有的人被痛打一顿后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小时过后，老何同志受检查，可是他被日本兵痛打一顿后带走了。我是最后第三名接受检查的人，那时，我化装成一个小商贩，带着一个中型的酒坛子，一个木刻的神像，还有账本子，在这个旧账本子的空白处，全是用化学药水书写的情报。在检查我的两个日本鬼子中，有一个比较熟悉，因为在丰城我们的职业点与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仅有一墙之隔，是门挨门的近邻，这个日本兵经常到我们职业点去喝酒，所以他认识我。他便向我使了个眼色，挤挤眼，将我放掉了。当天下午六点，我就到达了郜庙。当时县政府正在召开扩军会议，待接到情报后，就立即转移了。在这天夜间，日伪军直扑郜庙，陷入了我军的包围圈，日伪死伤二十多人。

（未完待续）

 

日寇攻陷徐州

湖西抗日义勇队在丰城南渠楼成立旧址

日据时期的丰县西关城楼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挺进至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