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培德

 

上接4月14日丰县报6版

（五）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是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地区清剿扫荡最疯狂的时期，地下情报线更明显地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为了保住交通线，许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李洪亮、李广尚、宋国启等同志，就是在由丰城到王寨的线路上，先后被敌人抓住枪杀的。又如一九四二年初，我王寨情报站的同志被日伪捕去，活埋于丰城。不久，丰东赵楼情报站的何泉增同志被国民党地方顽军捕去枪杀于丰南。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地下工作人员先后牺牲六人。

(六)

在丰城敌伪各机关、部队都有我们的地下党员。如我一区特支委员常瑞麟同志打入了伪军总部任传达长，潘步举打入了敌人的“东亚联盟”，郑子敏打入伪教育界，我也打入了日伪特务机关。我们都担负着收集情报和教育、瓦解敌伪人员的重任。

如伪县政府情宣科科长孟祥云，于一九四一年来丰。我和他初次打交道是在一九四二年。他有一位做杂务的女工，四十多岁，人们叫她惠大嫂，是我家多年的近邻。有一天，惠大嫂领着我去孟的住处送一口大水缸。我走进他的大门，他非常客气地迎了上来，从我肩上接下了水缸，并说了句“请屋里坐。”我进屋后他又说:“我不会吸烟，我也不愿向青年客人敬烟，请你留在这里吃过饭再走。”说罢，他便叫惠大嫂把煮好的水饺端了过来。为了工作，我也不客气了。通过饭桌上的观察和片言只语，我知道他在丰城无妻子儿女，是孤身一条，这在汉奸上层人物中是少有的。饭后我试探他:“为什么不把太太接来？”他停了两、三分钟后才说:“没有老……”说这句话的时候嗓子有点嘶哑了，同时流下眼泪，惠大嫂马上向我示意，不让我再说下去。我只好向这位孟科长告辞了。

我特支当时对孟祥云作了这样的分析：他掌握着伪政府情报大权，是飞黄腾达的人物，为什么一提起他的老婆就回避流泪呢，其中必有难言的苦衷。因此决定派我将这个问题搞清楚。惠大嫂是我多年感情很好的近邻，从我童年起，我就是她最喜爱的一个小弟弟，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城市中年妇女，又具有一定的爱国热情。我决定通过惠大嫂对孟祥云作进一步了解。

据惠大嫂说，孟祥云的真实姓名叫陶兆纯，又名陶轩夫，是湖北省新野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工作，在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曾任陕甘宁边区某县县委宣传部长，一九四零年调来山东，经过河北省境内的正太铁路时，被石门市日军俘虏。在石家庄坐牢七个月，后被日本特务机关中一个叫新巽的鬼子带到丰县任伪政府情宣科长。孟祥云是他老婆的名字，他老婆仍在抗大五分校学习。

特支根据这一情况，对孟祥云又作了进一步分析。孟可能是个可以教育的青年，他虽然被俘，仍没忘掉党的培养教育，目前正积极寻找出路，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但也可能是个变节分子，死心踏地为日本侵略军卖命，前者可能性较大，或者他正在十字路口上犹豫徘徊。面对这种情况，特支决定让我靠近他，观察他的表现。当时我有些胆怯，就凭我刚满二十岁的初生牛犊，怎能斗得过这个特务头子呢？于是特支又决定让潘步举作我的助手。

潘步举，中共党员，是丰县有名的潘大少爷(旧军阀团长潘玉田之子)。我正准备在星期六到孟祥云家作客，不料孟祥云倒先来个主动，由惠大嫂带领找到我家来了，正巧潘步举也在我家商量工作。我向孟介绍说:“这是我表哥潘步举先生。”我们三人天南地北地谈了三个多小时，从孟的谈话中流露出一些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回去时，他要求潘步举常到他家去玩。

从此，我和孟祥云来往多了。时间长了，关系逐渐密切。我从他的办公桌和书架上发现了很多文件和书信，证明惠大嫂向我们反映的情况完全正确，于是我便大胆利用这位得力的女“情报员”来了解孟祥云对我们的印象。后来，惠大嫂对我说:“科长看到你家很苦，很想叫你跟他当科员，每月可得几元钱维持生活。后来他又说不行，不行，我是个有罪的人，不能再拉着别人跟着我犯罪。”又过了一个时期，惠大嫂给我说:“孟科长在家哭了一天，晚上他问我，那位沈弟弟到底是什么人？”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分析，孟现在正极力想通过关系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于是特支决定报经县委批准，派我打进他的特务组织，再观察孟祥云与日军的关系如何?工作由我父亲沈子田出面，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请孟科长替我找个职业。孟慷慨应允，将我安排在情宣科任科员。

我上班后，孟祥云将情宣科的全部资料交给我，敌伪每天从我抗日根据地发来的情报，也都是交给我盖章后再转发给各有关部门和部队。甚至他们的地下人员在丰城汇报工作时，孟祥云也让我参加，充当他的秘书。每次我将情报发出后，收效很快。如我军破获了隐藏在我抗日根据地以刘兴悌为首的桃园、顺河等日伪情报机关四处，逮捕了敌伪情报人员二十余人，消除了隐患。

（七）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伪满洲国调来了一伙以常永中为首的汉奸，常永中任丰县伪县长，其他机要部门均安插了他的爪牙和亲信。国民党员潘步岩认为有机可乘，便勾结汉奸刘兴池，于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采用借刀杀人的卑鄙手段，由伪县长常永中亲自出马将我逮捕。我的被捕，就到了实际考验孟祥云的时刻，他来自找常永中，砸烂他办公室里的桌椅，并大骂常是饭桶、财迷、败类，最后他索性烧掉一切文件，离职退居在东关外关帝庙内，等候着事件的发展。

九月中旬，我被释放出狱，刚进家门，孟祥云正与我父亲谈话。我父亲见到我回来了，第一句话就是：“看!孟科长送来了几十元钱，叫我买一口备用的棺木……”当天下午六时许，我接到通知，要我和孟祥云立即撤出丰城。我和孟秘密逃出丰城后，投奔我湖西抗日根据地。在我俩越过太行堤时，与丰顽二团相遇，顽军用机枪迎头扫射，我俩只得掉头向南跑。南面常堤口桥头堡的伪军听到枪声后，又沿大堤两侧出击。这样，大堤北的国民党顽军与大堤南的伪军形成了南北合围，我二人腹背受敌。幸亏我们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兵，急忙猫着腰向西前进了百余米，进入了茂密的树林中隐蔽，直至晚上十时左右，敌人才撤退。

我与孟进入常堤口村内，找到联络点的孙安民同志，我俩暂时在他家休息，共同商量对策。孙安民同志介绍了敌情之后，决定让我化装后继续北上，孟因讲话口音不对，让他去砀山火车站搭车经开封绕道北上，经冀鲁豫五分区再到湖西军分区。当夜十二点钟，我紧握着孟祥云同志的手，彼此说了句:“再见。”便各自出发了。自此以后，孟祥云音信全无，我经常怀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