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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05日
民国时期的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生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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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鸿民 图/许砚君
出身军旅家庭
李厚基,字培之,徐州丰县梁寨镇大王楼村(旧属铜山县)人。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农历二月初六日出生,民国三十一年(1942)公历5月14日因病在天津寓所逝世,终年72岁。
李厚基,出身官宦,其先祖溯自曾祖李光晋以来,为清代世袭武职。李光晋以武庠生人徐标,历任铜山县郑集和砀山县把总,丰县千总,宿迁守备,徐州中营守备,护理宿州游击,在镇守瓜洲战役中阵亡。祖父李明廉,亦世袭武职,随淮军征战有功,战死沙场。
李厚基的父亲李忠纯,字粹卿,幼年丧父,九岁随叔祖李光禹、李光烈人军营,后袭职云骑尉,以军功补授保定府四门千总,升河涧守备,调天津左营守备,升大沽中左营都司、前右营游击,又升沽北口参将,加副将衔,统兵40年,在1900年与八国联军作战中牺牲(一说是病故)。生前与李鸿章有较深交谊。
李厚基出生在天津,生活在军营,幼年受到良好教育,精通八股文章,亦酷爱书法,常年临池不辍。到了壮年,进入武备学堂(即北洋陆军大学),毕业后留总督衙门,充任卫兵。因其父与李鸿章有故交,甚得李鸿章垂爱,曾随李出使俄国、欧洲诸国,回国后升任总督衙门管带。
1903年,被袁世凯提为陆军第四镇第七协第十四标标统(团长),驻扎小站练兵。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命令第四师开往上海,与陈其美的讨袁军作战。李厚基指挥所部协同海军总长刘冠雄,攻占吴淞口炮台。袁世凯任命李厚基为吴淞要塞司令。
1913年11月,李厚基奉命率部人闽,任福州镇守使,授中将衔。
1914年7月,改任福建护军使,统辖全省军务,加上将衔。
1916年4月17日,李厚基兼署巡按使。同年7月6日,北京政府宣布,改将军为督军,改巡按使为省长。福建省的军务政务大权完全掌握在一人手中。
关于李厚基在福建的文治武备,风云变化,《福建文史资料》曾有详细介绍,徐州市、县志书均有记载,因所见文章较多,在这里不多叙述。留下的篇幅主要介绍他的天津晚年生活。
福建被逐出经过
李厚基属于军阀皖系人物。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段祺瑞被迫下台,直奉二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李厚基见形势不利,遂产生了弃皖投直念头。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为了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国民党革命势力,也有意拉拢李厚基,彼此互有来往。
皖系头目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树铮,于1921年春秘密来到福州,劝李联合浙江皖系督军卢永祥,共倒曹、吴。李对徐态度冷淡,虚与委蛇。
1922年,直奉又发生战争,奉系战败,直系独掌北京政权。李厚基为了稳住福建局势,6月5日,突然解除了臧致平的第二师师长职务,改由自己兼任。令臧专任漳州镇守使,臧愤而离漳赴沪。嗣后,李又电请北京政府调离皖系人物王永泉。
8月,徐树铮派人再来福州与李联系,此时李已决心投靠直系,拒绝接见来人。徐树铮下决心驱逐李厚基。
此时,由于陈炯明叛变,正在江西进行北伐的粤军,腹背受敌,奉命退入福建。并派北伐军代表胡汉民与王永泉接洽移防问题,结果,胡王达成了共同进攻福州,驱逐李厚基的协定。
9月26日,李厚基接到王永泉催其下野的电报。李知王已有变故,假意晋王官职,但遭王永泉拒绝。
10月2日,徐树铮来到南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制。三日,联合北伐军许崇智致电李厚基,劝其离闽,并决定进攻福州。
12日,许崇智、王永泉两部占领水口,北伐军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逼近
福州,李厚基仓惶逃退,时海军又突然发炮,无奈,李避入日本银行。在日领事的保护下,入马尾造船局,被海军软禁在军舰上。10月28日,李厚基乘“靖安”舰离闽抵沪,又到南京。
李厚基来到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总司令杜锡畦共商反攻计划,得到齐燮元的援助,于11月5日携带军费20万元,及大批枪支弹药,回到厦门,准备反攻。结果,又以失败而告终,20万军款也丢在造船所。
李厚基福建兵败后,携带秘书卫侍30余人,转道江西又回到上海。不久,即转回天津日租界寓所,开始了二十年的平民生活,走完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
回避一切政治活动
天津,是北洋军阀起家发迹的地方,也是他们最后的归宿。据天津的文史学者形容,晚年在天津赋闲、谋生或隐居的各色要人,多如“过江之鲫”,大约500余人。其中包括“五大总统”、“十大将帅”、十几位“总理”、数十位督军,还有清朝的王室成员、著名的太监等等。天津有名的五大道、督军街,就是这些人集中居住的地方。
李厚基在天津并不十分耀眼,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下野督军。加之他有意回避政治,不愿出头,不参与政治活动,所以,他在天津的生活情况亦鲜为人知,留下的文字记载很少。
李厚基的晚年为什么不愿涉身政治呢?一般认为,福建的惨败是他不肯复出的重要原因。军事上的倾轧,官场中的苦斗,使他心灰意冷,失去了东山再起,重振威风的信心。固然,这是其中的原因,但非主要原因。北洋研究会成员也是研究孙传芳的专家何德骞先生认为,李厚基晚年与孙传芳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透过这层关系,可以看到李在天津的生活处境,和不肯涉身政治的原因。
孙传芳、李厚基关系密切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李厚基弃皖投直,同属一系,而且还有李在福建兵败之后,北洋政府派孙传芳赴闽接管,孙到福建兵不血刃,王永泉便将大权交出,李对孙的报仇之恩感激异常。回到天津时,两人都作了“寓公”,况且又住在一条街上,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当时,还有来自政治方面的强大压力,迫使下台督军们不敢轻举妄动。
一是,来自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命令陈公澍成立军统局天津站,专门监视下野督军,孙、李都在受监视对象之列。孙传芳再三告诫李厚基说,蒋介石心狠手辣,千万别在政界活动。当时国家主义派人物左舜生、张君砺等,蒋介石对他们也恨之入骨。李厚基偶尔在孙传芳那里碰到他们,便急忙避开。
二是,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日本军阀不择手段拉拢下台督军,直系头目吴佩孚对其旧属管得很严,不让直系军阀为日本干事,且自律三不主义:一不要姨太太;二不存钱外国银行;三不住外国人租界。吴佩孚的做人骨气,自然也会影响到李厚基。
但是,有的人却经不起日本人的拉拢和诱惑,如张敬尧跟着日本人干了,蒋介石命戴笠派人把他杀死在北京六国饭店。孙传芳听到这个消息为之胆寒,李厚基更不敢和日本人接触。
后来,日本人九井龙亲自出马,华北大汉奸王揖唐也亲自出面,李厚基百般周旋,不为所动,最终保持了自己的晚节。
为了逃避现实,躲开政治,孙李等人平时除在一起听台戏、玩麻将、练写字、资助教育、设棚放粥之外,另一个活动便是诵经拜佛。孙传芳办了一个“居士林”佛堂,规模可观,在天津颇有名气。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为林长,孙传芳自称智源法师。李厚基每周随孙前往参加诵经会,但并不虔诚,倒是其弟李厚恩(原任福建实业厅长)成了真正的佛教信徒。后来,孙传芳在佛堂被人刺杀,李去诵经之事也就自然停止了。
生意场上不断受挫
李厚基两次在福建被逐,军款全部丢弃,只靠一点借来的盘费回来。来到天津何以为生?不得不动起经商的脑筋。孙传芳认为李厚基是厚道人,做生意不精明,劝他不要去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天津的房地产业十分兴旺,许多失意军阀和官商纷纷来到天津定居,天津又有多国租界,是个理想的退居和发财之地。因此各国建筑风格的小洋楼拔地而起。李厚基也想做这种生意。开始,他想办房地产业,孙传芳说:“你不行,要干就跟程登科搞点贸易什么的。”程登科是孙传芳的外甥,当过陆军总监,陆军中将衔,与李厚基是至交。李厚基没有同意,还是自己搞起了房地产业。
那时,在租界地盖房子很好卖,租界以外的房子却不好卖。李厚基买不起租界昂贵的地皮,甚至租界以外也弄不到上好的地方,结果辛辛苦苦建起来的三十多座小楼,一时卖不出去,既积压了资金,还得负担维修。加之他在福建的老对手王永泉,也来天津经营房地产,占用的都是租界内好地,李又受到王的挤压,不久,房地产生意便失败了。后来,不得已又开了个木器行,用以维持生计。
天津是一个大商埠,大凡在天津生意做得好的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公司,也都有自己的堂号,没有公司又没有堂号的成不了大气候。比如,当时北善堂、引善社、备济堂、济生社、南善堂、广仁堂、崇善东社,等等,大多是旧军阀人物开设的。李厚基在南市一带买不到土地,没有自己的堂号,所以,生意做不起来,发不了财,也成不了气候。李厚基与甘肃督军陆洪涛是儿女亲家,陆洪涛之女陆绵秀嫁给李厚基之子李传勋为妻,当时李家的人便说,我家的督军当了十年,陆督军只当三年,陆督军家的钱比我们还多!
病逝天津晚节无亏
李厚基在天津度过二十年的平民生活,其间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军阀混战,内战不休,日寇侵占,国无宁日。李厚基除几次返回丰县家乡小住外,一直住在天津闭门不出,从不涉足政治,直到1942年病中离开人世。其晚年风节,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