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效民   袁文华   图/袁正良

在原广州轻工业局作报告的袁文超同志。

 

编者按，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丰县情报站是怎样组建的？发挥了什么作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情报站人员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对于丰县的解放与淮海战役，作出了如何贡献？因为缺乏第一手文献，一直以来是丰县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块短板。在建党百年期间（2021年），首羡镇袁庄村为挖掘红色历史，联系远走他乡的袁氏老同志及其后代，获得大量革命史料。其中，南下干部袁文超的回忆录原稿弥补珍贵。回忆录内容，正是丰县情报站工作的重要部分。本篇文章根据回忆录整理成篇，以展现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故事。文中的人物，有的很早就牺牲在情报战线上，有的为情报事业抛家舍业，客死他乡，但他们所做出的革命贡献，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上接2022年7月27日4版）

六、丰县情报站在艰难中发展

1942年冬季，日本侵略者已经停止了正面进攻，开始撤退，他们正酝酿更大的阴谋，对我军后方进行连续性大扫荡。“铁壁合围”、“拉网战法”，是他们在战术上进行的一次大调整。这两种新的战法，极其残忍，敌人以“杀光、烧光、抢光”为目标，把一个个村庄化为灰烬。首羡乡渠三座楼村，曾经遭到敌人的三次烧村，民居被大火烧毁，群众有家难归。后来，人们把日本鬼子的新战法，称为“三光政策”。

日本侵略者的战术调整，让我军倍受压力，因为红色根据地，只是在部分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刚刚成立，后方的同志，还没有成熟的斗争经验。地方的反动派见机行事，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对我后方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严重影响了我正规军在前方作战，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形成了主力军顾首不能顾尾的被动局面。

日本兵伙同伪军侵犯我后方，实行了战术上的新动作之后，开始在我根据地周边，人员出入的必经之路上，开挖“封锁沟”、建筑碉堡，企图封锁我军对后方的保障线，让后方人员失掉与外界的联系。

日伪军以新建的碉堡为依托，进行战术侦察，一旦时机成熟，对根据地实施分割，对目标进行逐个清理，把红色根据地逐渐压缩，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那时革命红色根据地，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后方人员，特别是后方临时办起的伤病员医院，（多是前线送来的伤病员），还有留在后方的领导人家属、孩子，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到了无法坚持下去的地步。

我军根据紧迫的形势，提出了一整套应付和粉碎敌人围堵的全新方案，有效地保护了红色根据地的人身安全。这期间，情报部门进行了大整合，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重新组合丰、沛、单、金、鱼情报站，把原来的五站，合并为丰县中心情报站，袁文超首任丰县情报总站站长。新的情报站，在执行搜集情报任务前，都要在袁文超站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丰县中心情报站根据上级部署，采取了全新的思路，改进了侦察手段，对付敌人新的阴招，采取了全新的战法。

一是加强思想转变工作，引导全体同志，树立必胜的信心。地委书记潘复生同志，多次提出：“咬紧牙关渡过两年难关，直到我们最后取得全面的胜利。”

二是精兵简政，化整为零，小部队活动，要深入城郊、敌人据点、碉堡附近活动，寻找战机，然后各个击破，有效地牵制打击敌人，为我主力部队赢得宝贵的时间。

三是合并丰、沛、单、金、鱼情报站，整合实力，建立全新的丰县中心情报站。其侦察区域，不断向敌人内部深入。在战术上，实施情报与湖西军分区对接共享。

袁文超是新组合后的丰县中心情报站总站长，陈雷、黄杰二同志任副总站长。情报人员虽然变少了，但新组合的丰县中心情报站，人员全是精挑细选的情报精英，个个能单打独斗，他们多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人物。在新的工作中，也充分显示出，这次重组，不光是战时的需要，而且是一次及时的整合，搜索情报的范围也变得多样化。

袁文超采取了内攻外联的方式，通过情报人员，在敌人内部扶植内线，以最小的付出，争取更多的情报。情报人员的同乡、亲戚、朋友等均在情报员的视线之中，他们用情感化解伪军，说服他们继续留在敌营内，必须做真正的中国人，把了解到的情报，及时传送给情报员。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以往的冒险办法，减少了情报人员不必要的牺牲。

当然，这样的渗透工作，是单线联系，是绝密行动，不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情报部门也作过保证，对争取过来的内线人员的家庭，进行全方位照顾，对内线人员的将来，提出了“论功行赏”的有效办法，让他们放开心，大胆去工作，共产党不会忘记隐蔽战线的同志，不会忘记这些同志，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为我们搜集情报。他们得到了保证之后，没有了后顾之忧，放开心为我们情报战线出力，这些同志为情报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直到1944年春，经过两年艰难的岁月，终于熬到了斗争形势的好转，日、伪、顽军遭到重创，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小，就像缩头乌龟一样守在碉堡内不敢露头。

1944年秋季，丰县情报站在袁文超站长的带领下，开始对敌人的兵力布局开始秘密侦察，了解到日伪军扫荡路线，多是从金乡出发，先到鱼台县的化雨集，再到鱼台县城的西南杨楼村。杨楼村与丰县的陈楼村地搭边，庄相距不到一公里路，是日伪军越过省界线进入丰县、围攻红色根据地袁庄、后屯、便集的必经之路。日伪军有时从鱼城（老鱼台县城）往东南方向扫荡，首羡乡的渠阁村，也是日伪军常去的地方。

通过十多天的侦察，发现沿线建筑了24个碉堡和相匹配的24处工事。他们把每个碉堡内的兵力布置与武器装备情况，绘制成地图，标明方位及进出路线，为我军铲平这些敌人据点，提供了最前沿的情报。我军在一夜之间，铲平了所有的碉堡。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金乡县、鱼台县、丰北地区，连成了一片红色根据地。

在这次执行情报搜集任务中，我们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功不可没。在鱼台县伪军中，情报员赵忠义、杨运德是鱼台县城西南杨桥碉堡队长；卜宪营、甄效孔（还有两位同志，已经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只知道一名是金乡县谢集人）等四同志，掌握鱼台县的伪军情况，在日伪军扫荡丰西北时，鱼台情报站副站长陈雷同志，带着重要情报，到湖西军区情报处汇报搜集到的情报。那时，丰县中心情报站的袁文超站长，已经兼任湖西军区情报处的参谋，丰、沛、鱼、金、单县的情报，必须给袁文超汇报。有些情报给徐州情报处汇报，按照就近出兵快的优势，对日伪军进行定点清除。

1944年秋后，我情报部门再接再厉，对丰、沛、鱼三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据点进行侦察，发现三县据点内的敌人，全部回到寨里，（寨里有寨墙、吊桥、护城河等屏障）敌人不敢主动出击，退缩到寨墙之内。

袁文超主动出击，带领情报人员，对敌人工事、布局、警备兵力放哨地点，进行了全方位的摸索，并画出了示意图。湖西军分区得到袁文超提供的精准情报之后，以雷霆之势，快速击溃了苏北五县日伪军及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我红色后方的进攻。

七、打开湖西情报战线上的新局面

1944年10月2日，湖西地委决定增设华山县建制，11月初，李忠任中共华山县委书记，王效斌任华山县抗日民主县长，李旭华（李顺）任政府秘书，朱毅任民运部长，袁文超任县情报站长，袁汝翠任县抗联主任。

华山县是湖西地区人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为了适应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需要，将沛县和丰县南部各两个区，加上砀山县一个区组合起来的新县。新成立的华山县，办公地设在套楼。位居于湖西区的东南边缘，濒临战略要地徐州，犹如一把利剑直插敌伪顽军的心脏。这里不仅有敌伪顽军的重兵驻扎，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盘居的重要地盘，稍大一点的村子，都有国民党“三青团”组织。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打开正常的工作局面，可说是难上加难。

袁文超临危受命，对华山县的优劣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他看清楚华山县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华山县通往外界的安全通道还没打通，遇到险情请求湖西军分区支援，仍然要越过敌人的交通线，形势非常严峻。

袁文超把自已的观察向县长王效斌汇报。王效斌县长正一筹莫展，听到袁文超的汇报，顿时脑洞大开，他命令袁文超同志，迅速搜集通往湖西军分区沿线的情报，快迅请求湖西军分区的支援，打开华山县通往湖西军分区的安全通道。

袁文超当机召开所有情报人员会议，并进行了详细分工。

参加这次侦察任务的情报员有：刘培生、袁运海、袁正梅、袁汝义、卢友海、刘运德、于殿奎、孟昭芳、李学义。

这些同志，仅用了七个日夜时间，就把丰、砀、铜、肖四县的敌人布署和重点地区黄口车站（徐州西第一大站）进行了详细侦察，黄口联络情报员申振华同志（华山县高寨区韩李庄人）智取黄口站结构图，并绘制出了军力布防图。这个临时组编的情报站，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在情报史上较为少见。袁文超出色的情报业绩，受到湖西军分区及情报处领导的高度赞扬。

1945年12月，袁文超又挑重担，被任命为苏北情报支站站长，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1945年10月中旬，湖西地区为了统一苏北丰、沛、铜、鱼、砀山县的指挥，成立了苏北工委，李剑波任书记；湖西军分区成立苏北中心情报总指挥部，罗林（原湖西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任情报部部长。新成立的情报部，接受晋、冀、鲁军区的任务，统一指挥，情报共享。

1946年2月，湖西军分区情报部门重新整合，成立了分区情报处，并下设三个股。袁文超再次调动，成为湖西军分区情报部门的重要成员。情报处主任侯唤民担任。情报股长袁文超担任；刘存忠、王朋飞二位同志任情报股参谋。侦查股长黄杰担任；王维恭、袁锡存二位同志任参谋。内勤股长刘毓华担任。

情报处人员编制不是太多，但每位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情报精英。情报处的任务是：领导边区各县情报站，掌握边区沿线日伪军的动向。发展建立徐州、商丘情报站，实现徐州、商丘情报对接，随时摸清敌人的战略方针，为晋、冀、鲁军区提供第一情报。

当时情报股分管华山、铜沛、砀山、单虞四县情报工作。时任华山县情报站长刘培生，沛铜县情报站长王于文，副站长张正德。砀山县情报站长时克堂，单虞县情报站长许育芝。

袁文超兼任湖西军分区情报股长之后，如虎添翼，他下沉到徐州、商丘，进行动员布置新的任务，了解下情，传达军分区领导的最新讲话精神，捋顺两地关系。他又身先士卒，跑基层，摸实情，在四县奔波，打通了县与县之间的情报安全通道，传授搜索情报成功的经验，谈自己在情报战线上的得失，让基层情报员受益匪浅。

在袁文超同志努力之下，徐州、商丘两地情报站很快融合发展，市、县情报工作现了无缝衔接。

八、袁文超历经劫难保留情报火种

1946年3月7日，国共二次合作破裂，全国乌云压顶，湖西地委迅速组织大部队北撤，撤到了黄河以北的革命根据地。

共产党地方政权受到严重威胁之后，县委、县政府及部门的人员，被敌人从城里挤到乡下。尽管这样，决不是国民党的最终目的，他们忘想靠疯狂的围堵抓捕，把共产党人员赶尽杀绝。持别对丰县中心情报站人员，敌人早已恨的咬牙切齿，想一口把他们吃掉。

因为丰县中心情报站，是他们最大的隐患，在多次战斗中，就是因为丰县中心情报站起到了关键作用，才让国民党作战吃了大亏。

当时丰县中心情报站，已经具备了丰、单、金、鱼情报共享的条件，活动在单、金、鱼的情报站，都与丰县中心情报站建立了秘密通道，实现了无缝情报对接。

国共二次合作失败之后，国民党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开始对丰县中心情报站人员进行诱捕镇压，丰县中心情报站与单、金、鱼情报站失去了安全通道，必要的联系方式被敌人隔断，丰县中心情报站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情报站的人员在袁文超站长的安排下，有的到铜山县情报站，而后随部队转移到湖东去了；还有的情报员在转移中被敌人抓捕杀害了；还有情报人员失踪了，最后剩下了袁文超、袁正梅、刘存忠三人。

有些情报人员回到家中，开始东躲西藏，已经无法正常搜集情报，他们隐蔽到安全地方，白天不敢露面，晚上出来透透气。尽管这样，有的情报员被敌人抓捕杀害。还有的被伪保长、村长出卖，被敌人残忍杀害。有的情报人员，不屈不挠，顽强斗争，战死在情报战线上。让人非常痛惜的是，极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变节，甚至参加了敌人的队伍，对我情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袁文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与袁正梅、刘存忠商量，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保存好自已，伺机而动。袁文超告诉他们，已经与去铜山情报站的人员暗定，当他们到了湖东之后，告诉部队的同志，丰县中心情报站，只要有袁文超在，阵地就在，让部队领导放心，就是死，也不叛党，他们三人已经绑到了一部情报战车上，生死不离，继续留在敌战区，为情报工作，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袁庄是袁文超的家乡，这个村建立党组织较早，袁汝运是首羡响当当的党支部书记，他带领袁氏宗亲，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袁文超安心回乡，就是这种考虑。

但袁文超是丰县中心情报站的站长，又有近十名袁家热血青少年投身于情报工作，他在丰县的影响力之大，早被敌人盯上了。

袁文超回到袁庄开展活动，也变得格外小心。他们白天乔装打扮，离开袁庄，到周边地区活动，到了深夜，在悄悄的回到袁庄，吃点东西，整理一天的情报，然后再换一个隐蔽的地方，闭目养神，天不亮，就离开袁庄。这样的日子实在难熬，什么时候才能拨云见日呢？

袁文超没被穷凶极恶的敌人压垮，而是振作精神，继续带领袁正梅、刘存忠为党摸索情报。白天他们分散行动，化妆成老百姓，头上勒着破毛巾，扛着劳动工具，挎个条编破篮子，在里边放些野菜。袁正梅年纪最小，他挎个拾粪的叉子，里边还有狗屎。别看这些简单的道具，它能躲避敌人的搜查。袁正梅在一次行动中，把得到的情报藏到狗屎里，敌人严加盘问，搜遍了全身，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只有那只粪叉子最为可疑。叉子的系是用黑布包着的，敌人让袁正梅一点一点撕掉破布，看看条子缝里是否藏着东西。敌人一看袁正梅是个小孩，在盘问中，他脸不红，心不慌，又浑身脏兮兮的，敌人猛吼一声：“快走，别拿狗屎熏人”。

袁文超他们白天行动，有时在面部抺上锅灰，穿上极度破烂的衣服，每次行动，都会精心筹划一番，让敌人摸不清头脑。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袁文超把摸到的情报，送到秘密联络点，然后有上线交通情报员取走。

这样的日子，袁文超三人熬过了50多天，他们依然没见到湖西军分区司令部情报人员送达指示。就在袁文超极度胶着状态，敌人的第二次清乡开始了。

这次清乡比上次清乡更加凶猛，敌人意图通过清乡手段，把隐蔽在乡下的共产党人挖出来。

袁文超回忆到，一天，他和袁正梅、刘存忠奔波了一天，身心疲惫，袁文超就领着他们来到金乡县小邵庄一位亲戚家里暂躲避一下，也作短暂的休息。他让袁正梅、刘存忠先进两间土屋打个盹，他在外边放哨。待到晚上十点多钟，岂料，敌人（乡公所）突然包围了小院。

袁文超疾步如飞，叫醒了袁正梅、刘存忠，“情况不妙，我们被敌人包围了，赶快跟我从后院翻墙逃跑。”

袁文超急忙转移至后院，提身上跃，跨到了墙头上。他四处张望，在较弱的月光下，他看到，在不远处有个敌人持枪往大门方向张望。袁文超早有准备，从衣兜里摸出半块青砖，使劲往大门方向砸去，这叫调虎离山计。趁这个机会，刘存忠、袁正梅已飞身翻到墙外。袁文超决定，三人往三个方向逃跑，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袁文超果断断后，让袁正梅、刘存忠先撤。在生死关头，他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把死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已。

袁文超边跑边故意发出响声，把敌人精力全部吸引到他这边来。袁正梅、刘存忠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

袁文超并不轻松，他被敌人追了七八里路，子弹从头顶上“嗖嗖”飞过，他把追敌累了个半死，只听敌人喘着粗气，一个大兵说：“队长，我们别追了，这小子是个飞毛腿，我们跑不过他，万一他回头一枪，说不定我们的小命就玩完啦。”就这样，袁文超脱险了。

三战友劫后重逢，袁文超叹道：“哪里都危险，还是袁庄最安全。”他们连夜返回了袁庄，躲到了袁文超常隐身的地方。

东躲西藏也不是长久之计呀，袁文超仔细想了想，若等湖西军分区情报部门人员来接，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我军主战场已经转移到黄河以北，前方战事频繁发生，情报部门的同志哪有时间来接呀。再说，让情报站的同志捎信，不知顺畅否，若是中途遇到变故，说不定信没有捎去。袁文超又想，袁正梅还是一名少年，在情报战线虽干了几年，但分析复杂情报的经验不足，他小小年纪，单独执行任务，总是让人担心吊胆。刘存忠家居丰县东，也是家中独苗，万一有闪失，怎么向他们的家长交待呢！思前想后，袁文超决定暂时分开，一但条件成熟，再聚一起。

袁正梅是个小孩，回到了袁庄，由党支部书记袁汝运把他保护起来。袁文超不能躲到袁庄，因为敌人采取了对重点人员实行封门没收财产的办法，驱逐革命者。在敌人的威逼下，一些亲戚不敢让袁文超躲在自己家中，担心他惹出事端来。

袁文超孤身在外，又没有藏身之所，他月夜下走十字河，三更半夜找到了区情报联络员杨运德，他没做详细说明，只是告诉杨运德，暂把两支手枪存放到他家，一但主力部队开始反攻，再来取枪。袁文超有自己的想法，没有留下贴身武器，把两只枪一同交给了杨运德，简单话别后，袁文超趁天不亮，就离开了杨运德的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