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兴燕

下班路上，街角飘来一阵焦香。

是烤红薯。铁皮桶改的炉子，炭火红透，红薯码成尖，皮烤得起了烟色的焦斑，蜜从裂缝里渗出来，滴在铁皮上，“滋啦”一声，又凝成一粒糖珠。卖薯的阿姨拿火钳夹起一个，在手里掂掂，递给我：“这个流油，甜。”

我接过来，两只手反复倒腾着散热，掰开，黄心，热气扑面。咬一口，烫得舌头打转，可甜是真甜，甜得让人忽然想哭。

小时候家里穷，米饭常不够吃，母亲就在灶膛里塞红薯。饭熟薯烂，她用火钳夹出来，拍去灰，掰开递给我。我蹲在门槛上吃，烫得龇牙咧嘴，红薯的热气扑在脸上，糊了一脸的甜。母亲蹲在旁边，拿红薯蘸一点盐，慢慢吃，说：“盐巴才把红薯的甜勾出来。”那时不懂，现在想来——她不是尝甜，是不敢尝。怕尝出滋味，舍不得让给儿女吃。

到了秋天，红薯挖回来，堆在堂屋一角。母亲选皮光滑、个满匀称的，装进筐里，吊在灶间梁上，怕受潮发芽。剩下的，切成片，铺在竹匾里晒。日头好的时候，院坝里白花花一片，像大地摊开的手指头。晚上收了，装进粗布袋，扎紧口，留着冬天下锅煮饭。那一年到头的小米粥里，红薯块永远比米多，嚼起来粉糯带丝，咽下去，胃里滚烫滚烫的，像把秋天咽进了肚里。

冬日夜里，围着火塘削红薯皮，是家里最安静的时刻。母亲把红薯洗净，切厚片，搁在炭火上慢慢烤。皮焦了，翻面；香透了，才夹起来。她不先吃，第一块总是递给我，第二块给父亲，自己最后才拿起边角碎块。火光映着她脸上的细纹，明一下，暗一下。我咬一口红薯，抬头看她，她正看着火，目光里是那种被日子泡旧的、淡淡的满足。

后来离家，在城市里吃过了甜的拔丝地瓜，吃过了高级的芝士焗薯泥，可最馋的，还是旧灶膛里那口带灰带焦的甜。在城市里，它装在精致餐盘里，再没有烟熏火燎的粗气，也再没有母亲递过来时，指尖那一层灰。

今年母亲寄了个包裹。打开，是一袋自家晒的红薯干——不加糖，不熏硫，就是秋天日头底下铺在竹匾里晾出来的。拿一条嚼，硬是硬，可是越嚼越甜，像把漫长的日子慢慢含着，最后化出一缕干净的甜。

我拿起手机拨通电话。母亲在那头说：“今年红薯丰收了，晒得多，给你寄一袋，够吃整个冬天。”我嚼着红薯干应：“甜。”她没再说什么，那头传来厨房的声响。我知道她笑了。

挂断电话，我搁下手里的红薯干，推开窗。窗外有风穿过，带着远处不知谁家焖饭的焦香。城市灯火明灭，可此刻，我忽然觉得故乡并不远——就在舌头底下，就在一小块红薯干的纹理里，就在当年火塘边，母亲递过来那片红薯时指尖那层灰里。

乡愁，原来不是往回看的眼睛。

是舌尖上一点甜，咽下去，落在心底最软处。

像母亲说的：“只管往前走，累了就嚼一块，甜还在呢。”